元朝谋臣刘伯温

澳门新葡亰赌995577,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生,他的家乡青田村县南田武阳,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元顺帝至元二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中国大地,一时饥民、流民、盗匪四起。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www.lishixinzhi.com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离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与“谋臣”的悲剧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因为在故乡的声望,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叶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去见朱元璋。《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业。
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乱臣贼子”,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有所谓“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这无疑是无稽之谈。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其次,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还必须着手于建设,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他就在《郁离子》中说,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而此时的朱元璋,颇有一些“明法度,肄礼乐”的气象,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王者”,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
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是值得历史新知网肯定的。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就是在这方面,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被打发回乡。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伴君”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寡妇营”,不许外出;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体暴露不收;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就不适宜充军。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恢复了其官职。而到了洪武四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赐归。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更因为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在反复放归、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他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结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但善于占卜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