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澳门新葡亰赌995577::当鸡蛋砸向柏林高墙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

《窃听风暴》是一部带有诸多隐喻,又非常直白、畅快的剧情片。十分不喜欢这个带有极端商业口味的翻译:“窃听风暴”,国外影片的中文名翻译向来就是如此失真。《窃听者》《他人的生活》要好上一万倍。
故事发生在80年代共产主义的东德。
“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澳门新葡亰赌995577,从德国被“四分五裂”的二战后,直到89年的两德统一,德国民族可谓在分离中、苦难中摸索着道路。不仅地域分割,社会制度也是无比分裂,在极权主义盛行的东德,发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鸡蛋撞向高墙的故事。

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

德莱曼:天真浪漫的诗人和自由的宠幸之子。

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瞧吧!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

浪漫而天真的作家德莱曼在这个极权、专制的国家无疑算是一个幸运儿。他的全身,似乎闪耀着上帝热爱的气息。永远看事情好的一面,永远怀着希望,并且温和、多才多艺,他的作品曾被高层看中,成为代表整个国家的文人,他天生有着一种“和谐”气质。
 但他仍然在无形中遭到整个白色恐怖政权的压榨,文学剧作被当权者任意修改、指定特定导演来执导,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他最尊崇的导师雅思卡被当局列入了黑名单,或许因为战火没有烧到自己的领域,德莱曼仍然对这个国家的恶行没有根本上的觉知。
在一次聚会上,他的记者朋友豪瑟向他吼道:“好一个理想家!和那些权贵文化有何不同,不就仍然是走狗文化的代表者,你再不表态,就根本不是人!”
一直到雅思卡的自杀,他才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与整个文化制度的“吃人”。
开始和自由主义文人们进行在西德秘密出版文章的计划。但他从不曾发现,自己已经被列入国安局重点监听对象。德莱曼活到最后,活到柏林墙的倒塌,竟然没有遭受过一次问询、监禁,文章也避人耳目顺利刊登,他没有料到保护着他——东德最后一丝自由之光的竟是一个日夜守在不见光的监听室里窃听着他生活一举一动的秘密幽魂。
他甚至到最后,仍很天真地问部长:为什么你们监听了每一个人,就没有监听我呢?文化部长很轻蔑地说:你的所有,我们都知道,连你不能满足小克里斯塔,我们都知道。
他对女友克里斯塔说:我害怕两件事,一是孤单一人,二是灵感枯竭。这的确十分切合国安局高层对他的剖析——反动艺术家人格第四型:神经质人本主义,他们没办法忍受独处、永远会说个不停,需要友情。

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可是,他们呢?!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

维斯勒:理想国度的守护者和国安局的叛逆者。

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

维斯勒这个角色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是当前体制的维护者、压制者——国安局上尉,专负责情报工作,也就是在片中对文艺作家德莱曼的日常生活暗无天日地监听、记录、解析、判断。他记得入党时发过的誓:我们是党的盾牌与利剑。并且仍以一种十分令人见笑的诚意维护着东德白色恐怖下的现有秩序,践行着“总有人要维护共产主义的人人平等”。他是审问犯人的一流高手,对情报工作细致入微有条有理,对条例、规则十分看重,甚至达到无比精准的地步,每当他的手下来接班时,他都准确无误地报出“你这次迟到了X分钟”。片中我们看到,维斯勒的生活单调得可怜,可以说,他的整个私人生活都为“监听人民”付出了。他没有爱、没有恨、没有亲人、朋友,像极了一台精准的机器。

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

维斯勒只是一个单纯的压制人权的代表者吗?不是。在影片中,他又恰恰是整个故事的洗牌者和操控者。他在以最后的良知和人性保护了德莱曼的自由言论,甚至他在最关键的时刻销毁了一切德莱曼“反动”的证据。
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自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他总是在压迫者与反叛者之间来回进行着角色转换,纵使他毫无笑意,生活、于他早已没有反抗意义和任何趣味。但他仍然想要保护着他的监听对象:德莱曼与克里斯塔。他在监听到克里斯塔在文化部长的威慑下于豪车中做爱时,使法让德莱曼出门看到这个事实。
“我要让他知道残酷的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斯勒是德莱曼自由主义的启蒙者。德莱曼,这个天真的诗人,终于如梦初醒。
维斯勒因失职终究没有逃过被下放到地下室去做20年拆信封的苦工。但令人惊讶的是维斯勒的眼神从未改变过,仍然像一个注视着,巨大的国家机器、被操控的、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每个公民的游魂。
维斯勒在漫漫20年的苦工中,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国家的重组,有一天意外地发现德莱曼出了一本《献给好人的奏鸣曲》,专程为感谢他而写。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维斯勒在书店的笑容上,还不算是一部给人无比绝望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