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场泄露之谜:密探称代表中有人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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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共一大会场泄露之谜:密探称代表中有人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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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李汉俊、刘仁静任翻译。

作者:苏智良,《同舟共进》

在开幕会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各地区的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7月30日晚,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按原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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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第一个确认了这个密探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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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关于会议场所,各位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取得了一致。关于时间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歧。而闯入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住宅,掀开门帘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一圈。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问他是干什么的,来人含糊地回答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以后,匆忙退了出去。

这个“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

此处附近是有个联社,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

那么,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呢?

马林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警惕性很高,在询问了情况以后,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并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分头离开此地,只留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叶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

十几分钟以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10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

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三名法国警官带着四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法国警官一行在搜查中未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同时由于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机智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九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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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么,突然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是什么人呢?他又是怎么发现一大会场的呢?

澳门新葡亰赌995577,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经过多年考证,闯进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

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

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等人,并与之结拜,人称“程老三”,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

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中共秘密开会的消息如何泄露的?

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的呢?

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1931年至1936年之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他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

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

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便求助于宋庆龄。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